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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林党到底是些什么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东林党到底是些什么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感谢邀请，无常的小跟班很高兴参与这个问题讨论。我给简单粗暴分析一下。

1，大明一朝276年，大部分时期都是中央财政没钱啊，越到后期朝廷越没钱，尤其到明后期连基本军饷发不起。为什么朝廷没有钱？？因为税收收不上来。为什么税收制度不合理？？因为税收制度是既得利益制定的。谁是既得利益者？？当然是以东林党为首江南豪绅们。

2，当剥削到了零点的时候，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末的天灾就是那个星星之火，李自成就是那个压垮明王朝一根稻草。

3，满清注入中原后，为什么对江南大肆清洗。因为财富就在江南啊。满清当然是为了钱哈！因为多尔衮这个蛮子，可不吃东林党那一套。

4，当一群饿狼看到一群肥羊的狼会怎么想？？？

无疑满清就饿风了狼，东林党为首豪绅就是养肥羊。最讽刺的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东林党，是以较为正直的中下层官吏为主，因反对皇帝、太监和内阁的弊政逐渐走到一起形成的政治集团。

东林士人基本都是清官，基本都出身于中小官吏家庭，他们所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和贫民的利益。并不是现代一些人所说的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个个富得流油却抗拒商税想，导致明朝国库无钱，导致明朝灭亡。”相反，他们的对立面是大商人，他们才是代表大商人的利益。

明朝皇权极强，皇权所派生出的宗室，外戚，宦官等利用特权大肆兼并土地，与民争利。皇亲国戚不用交税，内阁大臣逃税，东林党人建议少给皇亲国戚赐地，要向富商豪绅收税，从而减轻百姓负担。

因此，东林党人应是晚明政治中难得的一股清流。却无奈国家大势已去。

首先，我想质疑一下提问，至于前两部确实黑了东林党，但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又哪里在为阉党翻案？我看这本书中基本上都是在痛斥阉党，而对于东林党，没有黑，也没有赞成，赞扬了其中的一部分人，也不满了其中的一些事，准确来说，确实不失公允。

接着，我想说一说我对东林党的了解，他们是一群在朝中得不到重用的士人，把自己得不到重用的原因归咎于奸人把持朝政，朝纲不清，又把这些观点传授给一代又一代人的一群书生。而反对的奸人，就是一开始的齐、楚、浙三党，和后来的天启阉党。

在天启年之前的东林党，我认为是纯粹的东林党，一帮虽然自命不凡，虽然也参杂利益，虽然也有虚伪狡诈，但是总体来说是一心为了朝堂社稷的人。但他们做法最大的问题在于，把人一棒子打死，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错的，就应该让他们东林党去制定一切规矩，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党争，反而使得朝廷更加不得安宁。

天启初年的东林党是全盛时期的东林党，从杨涟抢回了木匠朱由校开始，他们就已经站在了这个帝国的高峰，说起来，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应该是重扶朝纲，匡扶社稷，而凭其中的杨涟、左光斗、黄遵素等人，也是可以使朝廷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但其中出现了一个破绽，汪文言。

总的来说，汪文言不是一个坏人，他有底线，有能力，但是他不干净，从而让阉党找到了突破口，一举让东林党落下了政治的舞台，而后来的东林六君子，七君子，其实就是东林党最后的坚持，在这之后，亦无东林！

东林党在《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解释是：“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不少朝臣遥相应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时人谓之东林党。”

然而，不少人对这个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解释过于浮泛。“时人”究竟是哪些人，是“东林党人”自己，还是反对“东林党”的那些人？

如果检索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的文集，根本找不到他们自称东林书院及其同人为“东林党”的文字。既然顾宪成等并不自称为“东林党”，那么，“东林党”必是政敌对东林书院的诬称。事实就是如此。

东林书院名闻大江南北的讲会，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而是议论儒学。《东林会约》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掺乱。”

上图顾宪成

与这种院规相呼应的是，顾宪成严格规定不得过问政治，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依然保持这一传统。天启初，高攀龙出山赴京，书院事务由吴觐华主持，吴遵守顾高的既定方针，重申东林书院的院规：“自今谈经论道以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淬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不以入此门”。

上图高攀龙塑像

由于万历年间，官僚队伍中你争我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当时人喜欢以官僚的籍贯来区别派系，如浙党、昆党、宣党、秦党、楚党、齐党之类。这里的党，并非政党。政党起源于近代，如17世纪英国的辉格党便是现代政党的雏形；中国政党的雏形是19世纪末的兴中会，此前并无政党。明史上的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

因为受李三才在政争中的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东林党”。始作俑者徐兆魁之流声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

徐兆魁之流动辄诋诬对立面为“党”的做法，令人不满，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上疏呼吁“保护善脉”：“魏徵曰：自古上书卒多激切，即似讪谤，惟评其可否。忠臣告君如此，上书天子不嫌讪谤。今一阁部书，便‘遥制国是’弹射不休矣。呜呼，范滂、李膺（东汉遭党锢之祸的清流名士）可对狱吏，司马诸贤（司马光等“元祐党人”）可榜朝堂。自古正不胜邪，寡不敌众，往往皆是，今何足怪！”

最近十年，网络史学界最大的历史发明就是将东林党变成了所谓文官集团，而阉党成了星辰大海的代言人。这种观点影响之大就连常常以内亚视角解读中国历史的某法医出身的历史博士也未能免俗。

但是历史事实是所谓“东林党”根本不能等于文官集团画等号，而且历史上也从不存在着齐心一致对抗中央皇权的“文官集团”。

因为中国自秦以后不是察举制就是科举制，而科举制中坐师于门生的关系又和东汉察举制几乎“无以异也”。而这就导致了朝廷之中会存在着多个以师生同门关系和乡党亲缘为纽带的一个个小圈子，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实行代议制的大国也是普遍存在情况。因此如果说企图让政治生活中做到全国一盘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古今中外，政治家之间的党同伐异、恩牛怨李可以说是从来没停止过，而君王或最高权力掌握者利用这种相互倾轧来坐收渔人之利，加强自己手中的权力也是司空见惯，所以说将情况复杂的晚明败局一概归于“党争”，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

其次，所谓“东林党”的概念很宽泛，事实上东林党如果作为一个派系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明神宗万历后期，短暂的光宗泰昌一朝和熹宗天启初年，至于崇祯一朝，其实自孙承宗于崇祯四年离开中枢之后，“东林党”对朝廷的影响力便几乎为零，根本无法与天启初年“众正盈朝”的大好形势相提并论。崇祯年间换内阁辅臣更换之频繁如走马灯一般，但“东林党”人却再也无缘于权力的游戏，几个比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全部在南京陪都坐冷板凳，处于半下野状态。

最后，作为被阉党迫害而罗织捏造出的“东林党”，的确并非***都是正人君子，但是以“东林有小人”为缘由而为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鸣冤***的就是无知无畏了。保守主义者的右翼史观可能对“东林党”人有些理想化的描述，在史料选择上有些偏袒。但现在这种对“东林党”人怀有某种阴暗企图的极端妖魔化就是彻底的歪曲甚至是“发明”历史了。

而所谓文官“奴性”就更是胡说八道。自古以来殉国尽忠者从来都是读书人居多，而自唐宋以来很捐躯沙场的将领也都是文官出身。至于到了甲申国变之后，被现代一些人批判为“奴性”的文臣之中也有着以倪元璐为首的几十位大臣从容赴死。

明毅宗确实说过“然皆诸臣误朕”的话，但是这一句的前面却是这位末路英雄的忏悔:
“朕凉德藐躬，上千天咎……”